2020 年度的歐國盃賽事就在不久之前結束，意大利在互射十二碼階段中終以三比二的比數擊敗英格蘭。正由於英格蘭陣中的三位非白人球員在互射十二碼的最後三輪中全皆射失宴客，故這幾位非白人球員（Marcus Rashford、Jadon Sancho 和 Bukayo Saka）在比賽結束後就分別被在場球迷以種旗歧視言論辱罵，並於社交媒體上受到批評。值得留意的是，英格蘭球迷在決賽開始前便一直以「football is coming home」的口號來為決賽造勢，奈何決賽落敗抱憾而終，難怪球迷在賽後感到受落。
這場盃賽決賽對英格蘭而言有多重要？
無獨有偶的一場決賽
自從英格蘭 1966 年主辦世界盃並奪得冠軍以後，三獅軍團便未嘗在國家隊主要賽事（世界盃及歐國盃）中打入決賽。適逢今屆歐國盃英格蘭成功打入決賽，加上這場決賽與 66 年世界盃雷同，在英格蘭國家隊主場溫布利球場（Wembley Stadium）中舉行，故英格蘭球迷早已為此大肆宣傳，更以「Football is coming home」作口號來為己隊造勢。
「Football’s coming home」
在英國首相莊漢生（又譯約翰遜，Boris Johnson）的個人社交帳號中，便可見其以「It’s coming home」作字句來為英格蘭隊助威。此句最早能追溯自 1996 年為英軍造勢的歌曲《Three Lions》，意思上大概是指英格蘭作為現代足球的發源地，故若把獎盃成功帶回英格蘭，則代表把足球界的最高榮譽同時帶回現代足球之家——英格蘭。可想而知，英格蘭人往往在重要賽事中背負著足球起源的頭銜，對足球大賽充滿期待。
重見曙光，惹來狂熱的球迷
英格蘭舉國上下當時均對這場歐國盃決賽心懷期盼。在剛打入決賽後，英國便有三十萬人發起聯署，以望在三獅軍團成功於決賽中獲勝的情況下，政府能夠把之後的週一（即決賽日之後的一天）定為公眾假期（bank holiday）。可想而知，球迷在賽前早已對英軍熱切期待。
到了賽後，射失十二碼的三位非白人球員（Marcus Rashford、Jadon Sancho 和 Bukayo Saka）受到部分狂熱球迷以帶種族歧視字眼的語句攻擊，更引來英格蘭主帥 Gareth Southgate、被攻擊的球員之一 Marcus Rashford 及英女王等人深表關注，並分別在賽後訪問及社交媒體平台上對這些球迷的行為正面還擊。由此可見，英格蘭國家隊上下都是背負著國民的期許來作賽。
「勝者為王，敗者為寇」，重要足球賽事的各項勝負，往往對民族國家自身構成多少影響。本文將會以歷史回顧和引載文獻的方式，讓讀者明瞭在國家隊比賽上的那些民族主義精神。
振奮人心的賽果，為國運判定生死——1954 年的世界盃決賽
在二戰結束後，德國和匈牙利這兩個本來的盟友皆變得滿目瘡痍、民不聊生，而當中德國更在盟軍佔領的情況下被迫分成東西德兩個國家。
於 1954 年，西德和匈牙利分別在擊敗奧地利及烏拉圭後殺入決賽。而在賽前，擁有球星 Ferenc Puskás 的匈牙利一直被視為大熱。相反，對手西德早在小組賽和匈牙利交手時便以 3-8 的大比數落敗。
在比賽開始後的首八分鐘，匈牙利便以 2-0 領先，但憑藉西德的力挽狂瀾，最終西德在 Helmut Rahn 連入兩球之勢下，以 3-2 反勝匈牙利。由於這場決賽在瑞士首都伯恩舉行，故及後被人稱為「伯恩奇蹟」（Wunder von Bern）。
根據 Bonzel（2020）的說法，這場決賽的賽果為兩德人民帶來情感肯定及加強他們的身份認同感。西德不但在此役戰勝後成功令人民逐漸走出二戰落敗的陰霾，更得以令西德可塑造其作為兩德正統之地位。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東德既具德意志之身分，但同時是共產政權，故在那時的共產黨官方報上，東德政府一方面恭喜西德勝出，但卻在匈國落敗後仍再次肯定其世界最強球隊之地位，並對那些具民族性色彩（如鼓吹兩德統一）之嫌的慶祝活動加以抨擊。不過，無論如何，西德勝出一事確實使兩德人民更加走向一致，為後來的德意志統一奠下了根基。
但對落敗的匈牙利而言，這絕對不是一件好事。即使在 50 年代匈牙利國家隊因在作客溫布利球場（英格蘭國家隊主場）時獲勝，而榮獲「黃金一代」（Aranycsapat）的殊榮，但在先前經歷國腳 Sándor Szücs 叛逃被處決後，匈牙利國家足球隊的士氣早已受到一定打擊。及後在決賽落敗後，匈牙利更出現以反對政權為主題的示威活動，匈牙利國家隊門將（同時也是 1954 年世界盃決賽正選上陣的門將）Gyula Grosics 更認為這次的示威活動為匈牙利革命撒下種子。（Wilson, 2006）而在政治打壓頻繁、長期經濟不景氣，加上缺乏像「伯恩奇蹟」這種令人鼓舞的刺激下，匈牙利人逐漸走向絕望，並在 1956 年發動了革命。在革命被強烈鎮壓下，一些匈牙利運動員更趁 1956 年奧運會出國之際離開家園，例如獲國際足協（FIFA）以其本人來命名年度最佳入球獎項的足球員 Ferenc Puskás 等。（Mellis, 2020）
足球比賽可以對國家的未來寫下了生死判決，但歸根究底，其背後還是一個有關民族身份認同的故事。所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西德在為人小覷之勢下取勝，使國民士氣大振，傾力走出頹勢，為日後的經濟奇蹟奠定基石；匈國在本為大熱之下卻落得敗場，漸趨萎靡不振。
比賽能夠塑造民族身份認同，但在綠茵場上的民族國家競技中，民族主義精神又如何能影響到球員呢？本文將集中引用 van Ours 和 van Tuijl 二人所撰之文章《Country-Specific Goal-Scoring in the “Dying Seconds” of International Football Matches》來嘗試與讀者理解國家足球賽事和民族主義的關係。
在國家足球賽事中能夠客觀影響球隊表現的因素
van Ours 和 van Tuijl（2010）在文章中綜合了前人著作的觀點，並加上自身之分析，指出在民族主義以外有三個客觀因素能夠導致國家足球隊的成功：（1）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較高者為佳（2） 人口規模：人口多者較佳（3） 國家隊比賽經驗：比賽經驗較豐富者更佳
惟即使這些客觀因素能夠為國家隊帶來成功，但二人亦認為，一些綠茵場上的表現數據也能反映到民族精神在國腳心中的位置。
主場之利
相信有留意歐洲足球的讀者也會知道，歐洲聯賽冠軍盃（UEFA Champions League，即歐洲球會中的頂級洲際賽事）是設有作客入球優惠的。簡單來說，就是若果兩支球隊在淘汰賽兩回合（主客場各一場）期間，兩隊的總入球量上打成平手，則判定作客賽事中入球較多一隊勝出。（若作客入球一致則會在第二回合進行加時賽，若加時賽仍未能分出勝負，則以互射十二碼來斷定勝負）若從此例來看，似乎我們可以推斷作客是較難取勝的。在主場球迷的吶喊聲下，無疑主隊球員在心理上也有一定優勢。然而，置於國家隊賽事，這也是真的嗎？
van Ours 和 van Tuijl 二人分析了德國（包括統一前的西德）、意大利、巴西、荷蘭、英格蘭和比利時這六個國家在頂級洲際賽事及世界盃上的表現，發現在主場作賽時（研究以比利時作根據國），主隊的勝出機會會提升近 20%（對比起在中立場作賽或作客），敗率亦會同時降低 12 至 16%。他們二人更因此斷定主場優勢確實對國家隊關鍵賽事構成直接影響。
「絕殺」是神奇的奠勝催化劑
除了主場之利，「絕殺」（通常指比賽最後階段的入球）亦是協助球隊取勝的一枝強心針。
據 van Ours 和 van Tuijl 二人對 1564 場在 1960 年至 2009 年的國家隊賽事統計，在比賽法定時間到了 85 分鐘至 89 分鐘（即若下半場無補時下，下半場最後的五分鐘）時，各國球隊的入球比率均會比之前的所有時段高；且到了比賽的最後階段（指第 90 分鐘及加時賽）時，球隊的入球比率更會較比賽的其他時段更高。而更有趣的是，若果主隊成功在比賽最後階段取得入球，其將比客隊多 21% 至 26% 的機會勝出比賽。二人指出，在比賽的最後階段之前，比賽很多時只是流於陣容實力的較量，但一旦踏入比賽最後階段，比賽就只會是心態上的競技。他們引用德國的數據來嘗試分析，發現往往能夠反敗為勝的德意志雄鷹在比賽最後階段雖然入球比率是各隊中最高，但失球比率卻也是各隊之冠，似乎這說明了德意志人在綠茵場上充滿拼搏精神，誓要不惜一切也要贏得比賽。
球場拼搏和民族文化
透過比賽得失球比率，德意志人的球場拼勁似乎得以反映出來，但球場上的暴力行為——一種雖具爭議性但卻或能體現球員鬥志的行為又與民族身份是否存在關係呢？
據 Kuper（2006）在《Soccer against the enemy》中綜合 2004/05 和 2005/06 這兩個球季中球員在歐洲五大聯賽（英格蘭、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及歐洲聯賽冠軍盃的表現，發現若球員的祖國在近代存在內戰史，那麼球員也會相對地較容易、且較頻密地在綠茵場上進行暴力行為。（Kuper 以球員受罰黃紅牌次數作為球員作出暴力行為的次數來進行計算）Kuper 更以此下結論，認為這些經歷國家內戰的球員也會把其祖國的暴力文化帶進歐洲。由此可見，民族文化和球員個人紀律存在一定關係。
從英格蘭的今生，看回德意志的前世，再一睹諸足球國家隊的前世今生，無論是球員不自覺灌溉綠茵場上的汗水，還是球迷有意無意地對球隊表現的執著，也不為意地幫助他們所歸屬、嚮往成為一員的那個民族漸漸茁壯成長，民族主義的根苗也得以在世界各地中綻放。筆者雖僅於本文中提及到足球場上的民族主義，但不能否認的是，任何一種運動，尤其是仍在舉行中的奧運會，也能成為民族主義的搖籃，且每一場大小勝負均與民族光榮尤關。足球，甚至是所有運動，皆不僅是運動員之間的競技，更是民族間的重要角力、國家文化實力間的競技場。
